近日，宝安法院成功调解一起劳动争议纠纷案。在援用法律救济对弱势方不利的情况下，主审法官引入调解机制，引导相对方发扬人道主义精神补偿了弱势方损失。

2003年4月，两被告李某、王某之子李光（化名）入职原告光朗有限公司工作。 2006年10月1日，李光被发现死于其租住的宿舍内，经公安机关鉴定为疾病死亡。随后，李光父母李某、王某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当时，因光朗有限公司未提供为李光购买社会工伤保险和养老保险的证明，仲裁裁决光朗有限公司给付李某、王某丧葬补助费8118元，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16236元、一次性抚恤金16236元。 2007年1月18日，光朗有限公司诉至我院，请求无须支付李某、王某丧葬补助费、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一次性抚恤金共40590元。

法院审理查明，原告自李光入职起为其购买社保，至李光死亡时，其养老保险账户累计额达11089.2元。根据法律规定，在原告已为被告之子办理社保后，相关的丧葬补助费、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一次性抚恤金，应由社保局支付，原告无须支付上述款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两被告已于2006年10月24日到社保局领取了丧葬补助费8118元、养老个人账户余额11089.29元，合计19207.29元。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一次性抚恤金，因两被告分别为50、47岁，未达到社保规定供养的条件（男60岁，女55岁）而未支付。两被告亦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

此案事实清楚，若依法审理，显然被告败诉。但两被告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家境贫寒、老年丧子，千里迢迢从内地到深圳应诉，希望能领取供养直系亲属救济金16236元作为补偿。如仓促判决支持原告的诉求，被告将得不到充分补偿，有失人道。鉴于此，我院从考虑体恤弱势群体出发，引入调解机制结案。主审法官多次与原告方沟通，从当代企业应讲究人道、体恤人情，以关怀员工来增强企业凝聚力的角度，劝使企方与员工家属和解。在法官的多次努力下，原、被告终于达成调解协议，原告基于人道主义，一次性补偿被告8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