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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深圳外地户籍未成年罪犯非监禁刑配套工作体系的构建
更新时间:2013-12-03   点击:22594
 

论深圳外地户籍未成年罪犯非监禁刑配套

工作体系的构建

---基层法院视角[1]

摘要:结合基层法院少审工作真实背景,以外地户籍未成年人犯罪情况为基础,探讨基层法院在未成年人非监禁刑配套工作中应扮演的角色。结合法院少审工作探索,提出重构适合法院工作实际的以矫正为重点、以社会工作为载体的外地户籍未成年人犯罪非监禁刑配套体系设想。

关键词:外地户籍;未成年人;审判职能延伸;矫正

外地户籍未成年人犯罪,除具有未成年人犯罪的一般特

征外,同时兼具外来人口犯罪的特点,成为未成年犯罪的特殊主体。以深圳市宝安区[2]为例,2007-2011年,宝安法院受理的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年均688人,其中98%以上的少年罪犯是外来人员。外地户籍未成年人在未成年人犯罪中占据了绝对比重。他们绝大多数来自经济落后地区,其中有70%来自农村家庭[3]。本文以深圳市宝安区外地户籍未成年人犯罪情况为基础,从基层法院的角度对此类未成年人罪犯的特点进行分析、对现阶段法院参与外地户籍未成年人判处非监禁刑后矫正工作进行总结,以期对防控外来流动人口中的未成年人犯罪及外地户籍未成年人犯罪非监禁刑配套体系构建提出可行性建议。

一、  外地户籍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

深圳市宝安法院司法管辖区覆盖宝安区、光明新区和龙华新区。辖区的多数少年兼具外来人员和未成年人的双重特征,辖区外地户籍未成年人犯罪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数量多。2007-2011年,宝安法院受理的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年均688人,犯罪数量较多。

(二)年龄小。宝安区的未成年犯罪呈现低龄化趋势。2004-2007年的统计数据显示,75.5%的未成年人犯罪年龄在15-17周岁之间,2008年达到平均年龄16.5岁。

(三)文化水平低,缺乏劳动技能。外地户籍未成年人罪犯多为初中毕业的辍学者,缺乏劳动技能。统计数据显示初中文化以下的未成年人97.61%,农民及无业人员占53.07%

(四)非城镇人口比重大。宝安法院受理的未成年犯中98%以上是外地户籍,主要来自江西、四川、湖南、湖北等省份的农村家庭,约占总数的85%广东省内的约占15%[4]

(五)可挽救性强。暴力、抢夺、共同犯罪是宝安区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类型,而且这些犯罪偶发性特点突出。通过对200名少年犯抽样调查,60%以上犯罪动机简单、犯罪目的单一、随意性强,仅有11%是有预谋犯罪,且绝大部分少年犯为偶犯或初犯。

(六)判处非监禁刑后留深比例高。

外地户籍未成年人选择判后继续留在本地的比例达30%以上。

二、外地户籍未成年人适用非监禁刑的司法现状

(一)外地户籍未成年人适用非监禁刑的司法困境

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对宣告非监禁刑的犯罪分子,在非监禁刑考验期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这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确立。目前,仅上海市、江苏省等地区已出台针对外地户籍人员的社区矫正工作办法,广东省实施的社区矫正制度仍主要针对常住人口,适用非监禁刑的外地户籍未成年犯判后留深难以找到合适的部门进行监督考察。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专门增加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章节,大大提高了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力度。现阶段司法实践中,深圳市的社区矫正机制尚不完善。社区矫正主要针对常住人口,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只是附属于成年犯社区矫正管理机构,没有独立的管理部门。针对外地户籍未成年人的配套制度严重缺失。外地户籍非监禁刑未成年犯监管、矫正主体缺位,重新犯罪隐患大。

(二)法院牵头建立外地户籍非监禁未成年犯矫正制度的必要性。

对于符合法律规定应当判处非监禁刑的外地户籍未成年人,法院必须依法对其适用非监禁刑。司法公正不容动摇。法官不能因为社区矫正工作的不配套而对本地户籍和外地户籍的未成年人差别判罚。宝安区未成年非监禁刑适用率从2005年的2.15%增长到2011年的65%。仅2011年就有433名外地户籍未成年人被判处非监禁刑。这些未成年人文化水平低、缺乏劳动技能、缺乏固定收入来源,判后如果缺乏监管与矫正容易重新走上犯罪道路。因此法院必须担起审判和矫正的双重职责,结合少年法庭工作特点,主动司法、服务性司法,牵手政府各有关部门、学校、群众团体、社区组织等各种社会力量实行综合治理,深入推进外地户籍未成年犯矫正工作机制,推动建立外地户籍未成年人犯罪非监禁刑配套体系。

(三)司法审判程序与矫正工作应建立无缝衔接

1、法院参与矫正工作能提高非监禁刑罚的威慑力。法院的判决不能成为一纸空文,法院参与管理未成年犯的判后矫正工作可以及时掌握刑罚执行情况。对于逃避监管的未成年犯可以依法撤销非监禁刑,提高非监禁刑罚的威慑力。

2、法院参与矫正工作符合效率原则。法院经过对案件的审理,对未成年犯各方面情况已经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和把握,因此在刑罚执行过程中,法院可以针对未成年犯的具体情况开展个性化矫正项目,提高矫正工作的效率。

3、矫正工作宜从司法审判阶段开始保持连续性。审判程序和矫正程序的衔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在审前阶段开展庭前社会调查,由专业社工提报评估意见,确保非监禁刑准确适用;其次在审理程序中邀请社工、义工参加庭审,协助法官开展帮教,形成法官、公诉人、家长、社工、义工“五位一体”的帮教方式,同时指派专业的心理辅导师列帮教席跟进庭审心理辅导,为未成年犯接受矫正打下基础最后在判后矫正的过程中,人民法院应充分利用审判资源,积极参与矫正项目,开展法制教育,实现社区矫正的目的[5]

4、建立功能齐全的少年儿童司法保护局将成为我国少年司法的一大发展方向。少年法庭由于职能、职数的配置,其发展空间有限,难担负起对青少年法律保护和犯罪防治的功能。笔者大胆推断,法院机构内部将成立专门的少年审判统筹部门,即集合综合审判功能、整合统领罪错未成年矫正和未成年合法权益保护社会资源的功能的“少年儿童司法保护局”,以实现审判、预防、挽救一体化和具体化。

三、外地户籍未成年人犯罪非监禁刑配套体系

基于涉外地户籍未成年人案件数量剧增、现阶段非监禁刑判后监管困难的现状和最大化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需要,宝安法院不断探索,通过不断拓宽司法职能,积极整合社会资源,与各职能部门充分联动,初步建立起帮教、保护未成年人的专业化、立体化、长效矫正机制:

(一)完善管理教育机制

未成年人犯罪,重在预防。对于未成年人,首重教育。宝安法院联合区教育局,从2008年开始在全区中小学中开展了旨在教育未成年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六个一”工程,即“建立一支主要由法院中层领导组成的法制副校长队伍、组织一次学生庭审观摩活动、设立一支学生模拟法庭队伍、出版一本法制教育案例书籍、开展一次大型普法宣传活动、建立一项长效考核机制”,加大对在校学生的教育力度和对问题学生的挽救力度,切实做好少年犯罪预防和法制宣传工作。活动开展以来,宝安区34所中、小学的法制副校长和辅导员一同进行预防青少年犯罪教育,覆盖了宝安区5万余中、小学生,共有24名法官被评为优秀法制副校长或辅导员。少年庭2008年被评为深圳市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先进单位。2011年被评深圳市、区两级巾帼文明岗。

(二)完善权益保障机制

增强对外地户籍未成年人的司法援助。将帮教的触角拓展到侦查阶段,提前开展司法援助。第一,建立“法律援助绿色通道”。与区司法局、检察院、公安局联合,主要针对大部分外地户籍少年家长无法到位的情况,从侦查阶段开始,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指定法律援助律师提供法律援助,担任少年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律师。第二,向外地户籍未成年被告人常年赠送附有邮资的信卡,向家属告知法院及相关单位的联系方式。赠送附有邮资的信卡是为防止外地户籍未成年被告人因无法与家人联系、得不到家人关心而自暴自弃,同时信卡着重说明了我国少年犯权益保护政策,提醒家长注意提防不法欺诈,表达法院希望家长出庭与孩子一起面对挫折的期望。2011年,宝安法院少年庭共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援助741人次,赠送信卡608张。第三,与宝安区救助管理站联合签署了《宝安法院与宝安区救助站建立非监禁刑青少年救助平台协议》,共同搭建利于非监禁刑青少年返回家乡的工作平台。即与宝安区民政局救助站联合,将没有亲友接应的刑满释放未成年人护送回家,避免少年犯流落街头,重新犯罪。协议实施后已有14名没有亲友接应的刑满释放未成年人护送回家乡,避免外地户籍未成年犯流落街头、重新犯罪。

(三)完善未成年人特色审判机制

1、开展圆桌审判,缓和庭审气氛

在少年法庭布局上,设立适应未成年被告人心理特点的圆桌法庭,并在圆桌审判台设法庭教育席,进行圆桌审判。以拉近未成人被告人与法官、公诉人、法庭教育人之间的空间距离,以减少未成年人对庭审的对抗性,缓和其紧张情绪和畏惧心理,营造了平等温和的庭审氛围。

2、实施庭前专业社会调查制度

为摸清每名少年犯的生活背景和犯罪动因,有针对性地开展帮教工作,建立了未成年被告人个人情况社会综合调查报告制度。为保证调查的客观性、真实性和全面性,委托了处于中立地位、专业性较强的社工开展社会调查。《未成年被告人综合情况社会调查报告》具体包括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关系、成长经历以及实施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未成年被告人综合情况社会调查报告》既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参考标准,也为寻找教育挽救少年犯的突破口,做好下一步的教育改造工作提供依据。截至201112月,由专业社工制作的社会调查报告达886份。

1:庭前社会调查工作流程

法官筛选案件

联系被告人家属

会见被告人

接案社工

社工站负责人

事务官

法官助理

承办法官

 

社调报告

3丰富法庭教育

宝安法院少年法庭吸纳更多的帮教力量、积极探索心理辅导,有效地开展法庭教育,形成了法官、公诉人、义工、社工、家长的“五位一体”的庭审感化、教育力量和心理辅导教育方式的立体法庭教育体系。一是为破解罪错少年监护人出庭难,采取“三穷尽一加强”方法[6],大幅提高了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代理人、监护人或其他近亲属出庭率,为有效开展法庭教育创造条件;二是引入深圳义工参与法庭教育,充实了法庭帮教力量[7];三是安排社工参与法庭帮教;四是引入专业人员的心理辅导和教育形式,大大提高了法庭帮教的效果。[8]

4、实施专业心理辅导制度。心理问题是未成年犯矫正工作的关键。从20085月开始,宝安法院正式开展针对未成年犯的心理辅导活动。由一名专职心理师(国家二级心理师)在专门的心理辅导室,通过分析案情和考察少年被告人的生活背景、心理波动情况,开展对少年被告人的心理辅导。针对庭审中未成年被告人在开庭中出现的恐惧、情绪激动等情况,少年庭指派专门的心理辅导师在审判前、审判中和审判后对其进行心理辅导、疏导,引导其用正确、健康心态面对错误、面对审判。少年犯罪的重要原因是家庭出现问题,比如家长心理异常或者对子女疏于教育或者其行为和价值观偏离导致子女的犯罪等。对此,我们把心理辅导工作扩大到少年犯的家庭成员,努力从根本上解决少年犯矫正问题。截至20111231日,宝安法院少年庭合计开展心理辅导194人次,其中开展帮教咨询性个案554个,辅导型个案216个,治疗与发展性个案62个。

(四)完善回归社会的矫正机制

对于违法犯罪的外地户籍未成年人,法律震慑同样重要,但更要注重疏导和保护。通过全社会的力量妥善安置外地户籍未成年人,使其实现社会回归,是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重要保障。

一是建立社工帮教站。前文所述,由于外地户籍未成年人判非监禁刑后监管无法落实的现状,法院往往对于符合法律规定应当判处非监禁刑的外地户籍未成年人不敢轻易适用非监禁刑,这极大地影响了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挽救。为克服对外地户籍非监禁刑未成年人监管“无门”的体制弊端,宝安法院于2008年设立了“非监禁刑留深少年犯社工帮教站”,主要负责外地户籍非监禁刑未成年犯的相关帮教工作。工作站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面向社会公开选聘了7名具有社工资格,且具备社会工作或心理学专业大专以上学历的专职社工,其中1名为心理辅导专业的研究生。社工工资和活动经费由深圳市民政局以行政补贴的形式发放。民政部门结合法院工作任务定期对社工进行考核,形成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2009年工作站挂牌以来,采用社工带义工的“双工联动”模式对非监禁刑未成人开展帮教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此外,义工还对需要帮教的其他未成年人开展“一对一”全程帮教。

二是开展职业能力培训和企业教育基地再就业。帮教工作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帮助非监禁刑未成年人获得重新回归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法院与区劳动局、商会联合,有针对性地选择了三家企业作为法院未成年人教育基地,一方面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有利于通过企业社工的监管促进少年犯的自我教育和社会安置。现已有44名非监禁刑未成年人于教育基地就业;与区职业能力开发局联合,对5名非监禁刑未成年人进行免费职业能力培训,帮助其掌握职业技能,重新就业。以梁某抢劫被判缓案件为例。审判中,他向法官流露出掌握一门技术而后打工自食其力的想法。法官为其联系了宝安区某街道“成人技术文化学校”,学校为其提供了免费学习电脑维修的培训课程。梁某感慨地说:“本来以为自己的一生完了,是法院和学校给了我重新做人的机会,让我免费学习技能,重新看见了人生的曙光。”

三是建立定期沟通机制。目前少年庭主要采取三种途径实现定期沟通:一是与外地户籍非监禁刑未成年犯本人定期(每两个月)进行沟通,了解帮教对象的非监禁刑期间心理以及行为动态,予以针对性指导和帮助;二是与非监禁刑未成年犯家长、老师等联系,侧面了解非监禁刑未成年犯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进行帮教;三是通过实地回访,帮助非监禁刑未成年人解决自身及家庭问题,增强其面对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对非监禁刑未成年犯张某的回访就是一个例证:在法官的帮教下,正读高中二年级的张某重新树立学习的信心,当年就考取了班级第二、年级第四的好成绩。回访中,张某父亲感动地讲:“他现在最听法官的话。”现在,包括张某在内已有7名未成年人在非监禁刑考验期内考上了大学。

四是实施帮教档案制度。为保证帮教工作的规范性和持续性,在保证隐私的情况下为每名适用非监禁刑的外地户籍未成年人建立跟踪帮教档案,记载其历史犯罪记录和非监禁刑期间的学习改造表现。指定专门工作人员持续跟进了解他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情况,保证帮教工作循序渐进。建立了从庭前社会调查—庭审现场教育—庭后跟踪帮教—帮教结案评定一整套系统、完整的帮教档案管理制度,目前建档754份,初步实现了对非监禁刑少年犯矫正情况的科学评定,为未成年人前科封存制度的开展打下基础。

五是实施前科封存制度。为认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帮助背负“污点”的未成年罪犯顺利回归社会,减少再次犯罪,与区相关职能部门建立未成年被告人前科封存制度,对被依法宣告有罪的未成年人,按照设定的条件和程序,将其犯罪记录予以封存,非经法定事由或授权不得对外公开。未成年罪犯在复学、升学、就业时,免除前科报告义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

四、改革创新,再接再厉,以能动性司法推动少年审判工作向纵深发展

宝安法院少年综合审判庭自20073月成立以来,在院党组的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积极开展帮教工作,大胆实践,勇于创新,取得了一定成绩,也得到了上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回顾几年的审判、帮教工作,我们主要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必须发挥服务主动性,用服务主动性弥补司法被动性的不足

传统理论上,司法的中立性、被动性是司法权的本质特征,也是审判程序正义性的集中体现。经过几年少审工作的实践探索,我们深刻感到,少审工作的核心价值和使命并不仅仅在于简单地适用法律、定罪量刑,更重要的是对少年犯进行抚慰、教育、保护、挽救,引导其重新向善、回归社会。这也是少审帮教工作贯彻“三个至上”理念,实现司法工作政治性、人民性和法律性有机统一的必然要求。因此,做好少审工作,既要被动司法,更要主动服务,在主动与被动的结合中实现少年司法的专业性、技术性、艺术性和实效性。

实践中,我院在不同阶段,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失足少年提供司法服务,带着感情做好每一项工作。审前阶段,提前介入,提供法律援助,寄送信卡;审中进行庭审帮教,开展心理辅导;审后进行短期职业培训,开展社工帮教,进行企业基地改造等等。这些措施,都是从有利于改造未成年犯,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大局的高度对帮教工作进行的整体谋划和延伸。实践证明,主动服务工作做得越好,少年审判工作开展得就越生动,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就越明显。2008年,我院对帮教的66名外地户籍非监禁刑少年犯进行调研,结果显示:82%的非监禁刑未成年犯对现状表示满意,85%的非监禁刑少年对将来充满着理想和希望,决心努力学习或者工作。在帮教互动中,我院收到非监禁刑少年犯回信320余封,其中感谢信30余封,收到家属锦旗14面。2011年底少年庭和社工站联合收集了120名非监禁刑少年犯的祝福,向无偿参与帮教的各相关部门送上祝福信卡,开展“2012送祝福-感谢有您”活动,省高院领导亲自回信,鼓励非监禁刑少年鼓起生活的勇气和自信。

(二)必须尊重少年成长规律,注重心理和思想的矫正

正像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所强调的:“一个少年,只有当他学会了不仅仔细研究周围世界,而且仔细研究自身,努力认识自己内心世界的时候;只有当他能运用精神力量,使自己变得更好、更完善的时候,他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自我教育既是教育的起点,也是教育的终点。心理障碍是引发少年犯罪的重要因素,也是改造犯罪少年的难点。部分少年被告人因心理障碍而产生对抗、焦虑、恐慌、过度自责或消极、麻木等情绪,严重阻碍其认识错误,悔过自新。同时,对于多数少年犯,他们的一生与法官工作的“交集”只有审判过程中的几个月时间,以后还有更长的道路需要自己走。因此,如何利用好这有限的时间对每位少年犯进行彻底的心灵感化和教育,使他们以后能够学会自我教育、自我成长和自我发展,是帮教工作面临的重大课题。我院认为,在少审帮教中,一定要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思路,创新审判方式,寓教于审,进行外在教育的同时,注重激发未成年人的自我分析、自我悔悟、自我管制、自我引导的能力,从思想和心理上挽救失足少年。抓住少年犯的心理和思想,也就是找到了教育挽救他们的根本。实践证明,尊重少年成长规律,做好心理辅导是少年审判工作获得“两个效果”、实现科学发展的有效途径和方法。以王某和陈某抢劫案为例。他们均来自四川地震灾区,中专毕业后一同来深圳找工作,因所带钱财耗尽而实施抢劫,羁押期间,他们了解到家乡受灾的情况后,担心家人的安危,感到前途渺茫,情绪十分低落。我院邀请了专家对二人进行心理疏导,并设法让他们与父母取得联系,最终消解了二人的不良情绪,恢复了生活的信心。审后,他们分别用“感恩”、“激动”、“报效祖国”、“好好做人”等词表达了各自的悔改决心。非监禁刑后,他们一人实现了重新就业,一人返回家乡成为抗灾志愿者,顺利实现了社会角色的转换。

(三)必须整合社会资源,建立综合帮教体系

“养育一个孩子需举全村之力。”未成年人的帮教工作,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程的重要一环,涉及到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从目前实践看,我国还没有专门的未成年犯帮教的统筹机构和专业化的帮教队伍。做好这一工作,必须要整合社会力量,走司法保护与社会保护相结合的帮教道路,建立起司法机关、政府部门、学校、家庭、社会共同主导的“立体”的综合帮教体系。从2007年截至2011年数据统计,再犯率为0.3%

实践中,宝安法院与区司法局、检察院、公安局联合,慎捕、慎诉、慎判,开设“法律援助绿色通道”;与团区委、义工联建立“一帮一”帮教机制,使义工、老师、家长和社会各界人士等参与到帮教工作中;与区民政局救助站联合,将没有亲友接应出狱的刑满释放未成年人护送回家,避免其流落街头,重新犯罪;与区职业能力开发局联合,对判处非监禁刑的未成年人进行免费职业能力培训,使其在较短时间内掌握职业技能,重新就业;联系相关企业,建立“青少年改造基地”。特别是我们在帮教工作中创新机制,建立了专门的社工帮教站,将社会力量引入司法工作中,突破了当前我国少审工作面临的最大难题,取得了明显成效。

(四)必须坚持改革创新,以创新的精神推动司法帮教工作发展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既是法律问题、社会问题,也是历史问题、时代问题,必须要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以科学发展的方法来谋划少年审判工作。从少年综合审判庭成立至今,几经探索,我院的少年审判工作已经初步走上了一条良性可持续发展之路。在理念上,我们树立以人为本观念,坚持司法为民的宗旨,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遵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延伸司法服务,注重依法保护未成年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在创新举措上,我们注重宣传教育,探索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新方法;注重推进庭审方式改革,探索符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寓教于审”新方式;注重未成年非监禁刑犯的帮教,冲破体制障碍,开拓外地户籍非监禁刑犯帮教的新途径;注重整合社会力量,开发服务帮教工作的新资源;我们还注重制度建设,把少年审判中好的经验做法用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制定了《宝安区法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规范(试行)》、《宝安区法院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审理规范(试行)》等多项审判规程。几年的实践证明,少审帮教工作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改革的措施是有效的。

实践没有止境,改革创新也没有止境。宝安法院积极探索建立以少年圆桌审判机制为核心,以庭前社会调查制度和心理辅导制度为特色,审后外地户籍非监禁刑未成年人帮教机制为重点,青少年法制教育机制为补充,实现审判与帮教一体化的具有宝安本地特色的刑事审判模式。少年审判“宝安模式”的建立,是法院牵头组织与社会各界形成合力的重要成果。社会参与帮教,使罪错未成年人矫正帮教工作有了更稳定、更广泛的平台,避免了少审法官单打独斗的工作局面,促进了少审工作突破原有模式,破解对外地户籍未成年人判处非监禁刑的难题,是法院贯彻落实“三个至上”原则的具体体现,同时契合了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立“司法一条龙”和“社会一条龙”的改革目标。即少年法官应以审判职能为中心,而非审判事务(社会性工作)交由“社会一条龙”体系行使的分离原则,符合少年司法改革的发展方向

宝安法院的少年审判工作几经探索,已经初步走上了一条良性可持续发展之路。在今后的工作中,少年庭将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把少审“宝安模式”中好的经验做法用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开拓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机制,提高工作成效,不断提高未成年人维权工作的水平,为充分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促进区域和谐稳定做出积极的贡献。

一二年十一月六日



[1] 作者为少年综合审判庭课题组,课题主持人张颖系少年综合审判庭庭长。

[2]宝安区人民法院辖区包括宝安区和光明新区,辖区面积733平方公里。2011年,辖区常住人口454.83万,除去户籍人口51.82万,其余均为外来人员。宝安法院辖区是深圳的产业大区、人口大区和工业大区,工业发达、外来人口众多,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比例严重倒挂,社会管理难度达。外来人员犯罪率高,其中,外地户籍少年犯罪占所有少年犯罪案件的98%以上。

[3] 宝安区人民法院2011年外地户籍未成年人统计数据。

[4] (三)、(四)点均为2005年数据统计。

[5] 《法院在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管理中的角色》,常琴,人民法院报20127255版。

[6] 即穷尽一切方式联络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和监护人、穷尽一切手段通知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和监护人出庭、穷尽一切方法做好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和监护人等的出庭说服工作、为保证上述人员参加诉讼加强与公安、检察机关的沟通协调。促进未成年被告人监护人出庭的措施实施以来,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出庭率由不到20%提到到45%以上。

[7] 宝安法院与宝安区团委共同开展的 “义工--少年犯一对一帮教活动”被评为2008年“深圳市民满意的爱心活动”。

[8] 20085月开始,我院正式开展针对未成年犯的心理辅导活动。建立心理辅导室,通过分析案情和考察少年被告人的生活背景、心理波动情况,确定需要心理辅导的少年被告人。主动联系区教育局、区团委义工联指派心理辅导师,在审判中、审判后对其进行心理辅导、疏导,引导其用正确、健康心态面对错误、面对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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